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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在广州市区的一个城中村里，刚刚出生103天的小罗欢，被从天而降的砖头砸中身亡。砸下砖头的，是12岁的男孩小强
罗欢出事之前，41岁的母亲凌永梅喂她吃了半碗江西米粉。凌永梅不知道这将是女儿人生的最后一顿饭。
4月18日，小强（化名）在马基大街旁一栋民宅楼顶玩耍时，无意间向楼下扔出半截红砖，正好砸在罗欢鼻梁上。6个小时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宣布罗欢死亡。
那天，阴雨连绵的广州终于放晴，烈日把热气尽情洒在这个外来人口数量接近本地人口的城市，也洒在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东风村的那条河涌上。天气转好，前几天还藏在河底的黑色苔藓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河水似乎凝固了，其上漂浮着菜叶、木棍和白色泡沫饭盒。
罗欢，刚出生103天，家在河涌下游的东风村。12岁的小强，家在上游的大塘村。
欢欢去了很远的地方
门外走过几个湖北人的孩子。“欢欢还在睡觉啊？”“欢欢在干嘛呀？”然后是一阵孩童清脆的笑声。
凌永梅趿上拖鞋，理了理额前那缕有几根银丝的头发，走到门口喊道：“欢欢去很远的地方了。”
很远的地方在哪里，凌永梅自己也不知道。她记得，前几天有一位女士跟她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受苦的，欢欢是解脱了，她去更好的地方了。”
凌永梅读完了小学，但她还是不知道祥林嫂是谁。
“欢欢那么小，那么可爱。她就在我的怀里睡着，就这么一点点。为什么砸到的是她？我真希望被砸到的是我！我的欢欢！你看，这个是欢欢的照片，我们欢欢那么乖……”出事之后，家里的人流总是络绎不绝，凌永梅对每一个访客都这样说。
人最多的是20号上午，这个底楼的15平方米左右的出租屋里，“站满了记者，都挤不下，有人都站到门外台阶下了”。那是小强的妈妈前来道歉。后来凌永梅听说，这一场道歉仪式是广州某报记者鼓动、安排的。
凌永梅之前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我1990年结婚的，那个时候家里情况较好，有几万块钱。后来老公（指前夫）一直赌，把钱都输得差不多了。1995年我开始打工，打过好多工，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工资差不多有2000块，但那都是时间换来的。我经常早上8点上班，晚上2点才下班。2001年，我和老公一起开店，但是他还是赌。2002年我们就离婚了。”
2007年4月3日，凌永梅和同样离过婚的江西赣州老乡罗承贞领了结婚证。没有办喜酒，也没有添置家什衣服，就住到了一起。
结婚前，“老罗问我，‘我没有钱，也就这么个人，你跟不跟？’我想了下，不是嫁给钱，有一双手，总能活下来。”凌永梅的笑有一些勉强。罗承贞的前妻没有生育能力，因此今年1月出生的罗欢是两人的未来和希望。
罗承贞本不喜欢四川人，现在更加不喜欢，甚至是仇恨。因为，抛砖的小强是重庆人的孩子。 “以我以前的脾气，我一刀就把他砍了。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打那家人。这个是素质问题。”
罗承贞每次出门都穿那双秃顶的皮鞋和衬衣。他把衬衣塞进裤子里，在裤子上系黑色皮带。在这个城中村里，大部分男人都只有一双鞋，拖鞋。
“今天的警察特别多”
在罗欢生命垂危之时，小强的父亲黄全力，正在家门口的士多店里“斗地主”，一元的地主。他也不知道小强是什么时候出门的，只是觉得，“今天的警察特别多”。
与罗欢家的来客盈门相比，小强家里没来多少记者。“记者都找不到这里。”黄全力一阵沉默，他似乎在脑海里极力搜索能表达的细节。“哦，那天有一个中山八路的小伙子，骑自行车给我送来了100块钱，都找不到这里，是我出去马基大街上拿的。”
到这间出租屋，要从马基大街的一条不到一米宽的小巷子拐进去。巷子两边是写着“长途一毛半”的公话超市，和贴着“B超、上环和打胎”标志的小诊所，还有小食品店、门口坐着神情麻木的慵懒女孩的发廊。巷子里的一扇门上写着，“请勿往外面丢东西，否则会报复。”
这家重庆人来自云阳县万郎乡大花村。这里是长江三峡工程库区腹心地带。因为三峡蓄水，“云阳县城都搬了。我们那里淹不到，就没搬成。”黄全力挺希望搬迁的，因为那样至少能拿到几万块的赔款。
“现在我们那里强制退耕还林，把田都种上了桑树。听说是怕泥石流。政府要大家在家里养蚕，蚕不生病的话，一年能挣几百千把块。没有田种，我们都出来了。”
黄全力的大哥在顺德工地上打工，姐姐在广州的一个酒楼洗盘子，二哥一家跟他们一家四口，挤在大塘村马基大街9巷1号的一户出租屋里，距离事发地不到100米。
这是一个15平米左右的底层房间，一室一厅一厨一卫，月租包括水电约500元，两家人平摊。黄全力家住客厅，一台14寸的彩电摆在小强的床头上，据说是去年花200块买的。下面有两台DVD，黄全力解释说，那都是坏的。DVD旁放着两个碟包，上面有一张崭新的梁静茹的歌碟。一台饮水机，“奔驰牌豪华”饮水机，最近一周一直没有通电。
屋子里没有手机信号，黄全力把手机和小灵通都放在窗台上，电话一响，就弹起来冲出去接电话。他在大塘村里送煤气罐，漏掉电话就是断掉财路。门上歪歪斜斜地用粗粗的黑笔写着，“黄全力，**燃气有线公司，电话***。”
简陋的出租屋里，黄全力和妻子已经住了3年了。“以前住3巷那边，后来拆了，我们就搬来了这边。我们刚来大塘的时候，门口走出去就是田，种什么的都有。”大塘目前是黄全力21年打工生涯的最后一个落脚点。
他15岁时出来打工。那是1988年，他第一次来到广州。
“那个时候小啊，什么都听不懂，普通话都听不懂，找了一个星期，都没有人要，身上也没有钱，就回去了。16岁的时候，我去湖北打工，做了一年，结果连回家的钱都是借的。18岁的时候，我去山西修铁路，修了一年，结果只剩下车费，我就买了张火车票来了广州。那个时候19岁，我去一个机车厂。老板说不要外省人，我就说，我试工3天，你看得上我就要，看不上，我一分钱工资不要就走人。结果，我进去了，做装卸，工资有400多。我是那个厂里唯一的外省人。20岁的时候，到顺德打工，结果钱又没了。借了别人几百块，到现在还没有还。22岁的时候，回家结婚了，借了8000块的账。”
南方周末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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