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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场地,筑巢引凤”,也许能完整概括重庆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时借助中央特惠政策,利用国有土地和老工业存量资产撬动银行融资,重庆完成基础设施配套和老国有企业改造,此后,借吸引沿海工业梯度转移和重化工业大量投资,重庆开始了自己的经济起飞
东边不亮西边亮
一场金融危机让中国曾经的增长典范——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遭遇滑铁卢。
一季度,中国GDP总量超过1万亿元的外向型经济体中,浙江和上海的GDP增速垫底,分别是3.4和3.1,而经济总量第一的广东是5.8,都低于全国6.1的平均水平。
就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之际,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内需导向的战略转移。而一季度的数据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大省由于路径依赖等诸多原因,要实现迅速转身,绝非易事。
于是,中国开始转向内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山城重庆,这个中国无论是南北还是东西的几何中点,就这样被历史推到了前台。
2月5日,国务院对外正式公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务院3号文件),把重庆定位为未来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长江上游地区综合交通枢纽,以及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等。“我觉得党中央、国务院给重庆的定位以及国务院三号文件的政策措施,不亚于1990年浦东开发对上海产生的推动力。”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黄是开创浦东经验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任浦东开发区副区长。
“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的时候,正好是1989年以后全世界对中国经济进行封锁之时,经济比较低迷,但是浦东开发一启动,那些政策推动上海半年以后就产生了一个经济高潮,大幅度的投资,大幅度的增长,浦东浦西全方位的发展高潮就来了。”黄解释说。
国务院3号文件公布之时,正是中国经济遭遇巨大困难而不知道底在何处之时。而当时的重庆却上交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2008年的GDP达到14%,高出全国近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重庆在2008年上半年就敏锐地注意到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危害,比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早几个月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财税金融政策。此外,当时重庆提出了2009年的GDP目标为12%,一度是全国最高。
几乎就在同时,“重庆模式”的提法开始流传。《亚洲周刊》把重庆模式看成是“中国经济反击金融海啸的新路径”:以内销为主 (重庆的内销占工业产值九成),启动内需,融合城乡,超越城乡二元结构之弊,用低税率刺激民间消费,落实家电下乡政策,并大力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通讯业和高科技产业。
“今天中国经济的重庆模式,带来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希望。”该刊主编邱立本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中国不再是靠全球化的红利,只为西方人的消费而服务;也不是靠城乡二元化的红利,不断剥削民工来赚取巨大利润。中国还是回归自己内部的巨大市场,开发那些长期被忽视的能量。”
而重庆,似乎对“重庆模式”的提法不置可否。重庆市政府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让国务院3号文件的诸多政策落地。“3号文件是一套系统完善的大政策,其全面落实之日,就将是重庆经济腾飞之时。”在2月底的一次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政策不可能‘送货上门’,要把3号文件中的政策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主动与中央有关部委进行对接。”薄熙来强调。
自那次会议之后,薄忙着对重庆的40个区县次第进行考察,敦促3号文件的落实。
与此同时,基础建设投资正在加快进行。
本周四,在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世界第一拱桥”重庆朝天门大桥正式通车。这座主跨达552米的“重庆最美的桥”,将打通重庆南北3个CBD(中央商务区),被看成是重庆CBD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而上周一,就在重庆北边的江北嘴CBD上,一项总投资额达300亿元的商业地产项目金融街举行开工奠基仪式。“这是重庆首次以公开的方式提出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重庆市金融办主任罗广说。“三个月换一版地图”的重庆,即便本地人也有时感到陌生;对许多投资重庆的企业家而言,重庆2005-2008年三年实现工业增加值翻番的盛况,更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
作为中国内陆惟一的直辖市,中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三峡库区和移民区,重庆到底发生了什么?
政府投资基建新模式
1999年国家决定西部大开发,中央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使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迅速发展。更有用的是干部的配备。2001年黄奇帆任重庆市副市长、2002年交通部长黄镇东转任重庆市委书记后,重庆的基础设施开始迅速起步。
但是,此时处在打基础阶段的重庆,仍然面对两大问题:历史遗留的老国企问题(占重庆工业比重70%的国企全行业亏损),和基础建设的资金问题。说到底,都是钱的问题。
重庆市政府也试图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但收效甚微。
黄奇帆如此解释:重庆的高速公路,每100公里就有60公里的隧道、桥梁,每公里的投资在8000万元左右甚至更多,比其他地方多一倍。这么大的投资,车流量在开始的阶段又不多,没有一家民营企业来干——年年招商都没有老板来投资。
严重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因此导致的高物流成本和产业配套问题,让民营企业来此投资望而却步,重庆的引资水平一度不如中国最落后的贵阳。
于是,政府只有自己出面解决基础设施问题,以期“筑巢引凤”。
分管金融和国资委等工作的黄奇帆开始出招。黄奇帆从上海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经委主任任上升任重庆副市长,更重要的是,更早时他作为浦东新区开发办副主任,参与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对浦东以土地为核心,滚动开发筹集建设资金的操作过程非常熟悉。
到重庆一年多,摸清重庆家底、熟悉实际情况后,从2002年年末开始,黄奇帆开始在重庆逐步建成政府控制的八大城建和企业重组改制投融资平台公司(俗称“八大投”),为城建融资,为国企改制提供资金。
黄奇帆的核心是整合集中政府资源、充分将存量资金资产资本化,利用国有土地杠杆撬动,向银行和市场借钱投入基础建设和老国企改造。
6年间,八大投年均投资300多亿元——2008年380亿元,建成了重庆重大基础设施的75%,包括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5000多公里的高等级公路、20多座城区跨江大桥、还有150公里地铁、轻轨,也包括投资100多亿的大剧院、科技馆等十大文化设施,投资了200多亿的重庆大学城。
但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让重庆经济长期严重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这几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六七成,本地产出却严重不足。
南方周末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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